200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一家国有公司的女职工童某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告上法庭。这是我国首例涉性骚扰案件。此后，有关职场性骚扰的报道常见诸媒体。

  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

  自2019年1月1日起，起诉性骚扰的案由变更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直接对应《侵权责任法》，受害人可以追究其相关的民事责任。

  在许多职场性骚扰侵害事件中，女职工往往是被侵害的一方，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名誉尊严，还关系到职业发展、前途命运，加之举证难、风险大、顾虑多等因素，很多女性受害人选择隐忍、沉默和离职。

  又是一年毕业季。毕业于上海某知名大学的小欣在经历了几年“象牙塔”里的深造后，如愿接到某大型金融企业D公司的offer。

  走到公司写字楼一层大厅，小欣深吸了一口气，阔步走进了电梯。前台小姐带小欣熟悉了公司的环境，安排了她的工位后，带她去业务一部主管林枫的办公室。

  林枫看上去40岁出头，身材微胖。此时的他正因为一份项目合同的纰漏问责手下人，语气颇有些气愤。林枫无意间抬头看到小欣，先是一愣，随即遣散了大家，跨步向前和小欣寒暄了起来：哪个学校的？学的什么专业？哪里人啊？家里都有谁啊？今年多大了？小欣心想，这个主管比我想象的要热情、平易近人。不过，即使第一印象良好，她依旧是觉得林枫说话怪怪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当天，林枫把一个项目交给小欣，让她负责后续跟进。林枫说这一个项目是在公司领导层那里挂账的重点项目，做好了这一个项目，不但可以为自己的职场经历写上精彩的一笔，而且还会有相当可观的奖金收入。作为职场菜鸟，小欣当然是铆足劲儿全力以赴，回到工位就开始起草报告，制订补充方案。

  当小欣一鼓作气写完报告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业务一部就剩她一个人了。小欣扭头看了看走廊对面的林枫办公室，灯还亮着。看着几千字的报告，小欣忍不住内心的小激动，通过OA系统发给了林枫。

  “我下午拟了一份B项目的补救方案。我想项目合同出了问题，还是该尽可能地第一时间拿出解决方案，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具体的内容已经发到您OA系统了，请您审阅指导一下。”

  林枫满意地笑了笑，说：“小欣不错啊！不过，我对这些高科技的系统不是太熟练。来，你过来坐这儿，把报告打开，我看看，好好给你指导指导。”

  小欣听了先是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怎么能随便坐领导的座位呢？不过一想到自己辛苦一下午的成果，她还是很期待领导的评价。

  于是，小欣冲林枫笑了笑，坐了过去。谁承想这一坐让这个办公室“魔爪”原形毕露。

  林枫绕到小欣背后，弯下腰，一只手伸向鼠标放在小欣的手上，假装要操作电脑的样子。小欣心里一颤，立马站起来说道：“主管，我们先看方案，这个要紧。您先过目一下，我去下洗手间马上回来。”说着，小欣快步走出办公室。

  林枫贼心不死意欲搂抱小欣，小欣严辞拒绝道：“林主管，您这是要干吗？我初来乍到，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您直说，您这样又摸我手又搂搂抱抱地让我怎么在公司立足？”

  “小欣，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咱俩挺有缘的。你呢，平日里多陪我说说话、喝喝茶。只要有我在，公司里的事情我都能帮你照应着，也没人敢欺负你啊！”

  “林主管，我来公司是工作的，不是陪您喝茶聊天给您解闷儿的。再说了，我也不需要别人罩着我。我就希望能踏实工作，用自己的实力去验证自己。虽然我初入职场，但也是有底线的。”

  “小欣，你刚刚自己也说了是初入职场，别忘了你现在还在试用期，我是有权力考核你试用期合不合格的。”林枫有些气愤地说。

  “林主管，B项目的报告您慢慢看，我先走了。”说完，小欣走出了林枫的办公室。

  “你倒是回个信儿啊！”一连几天，小欣都没有回复林枫。但是，那些天也并不平静，公司里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流言蜚语。

  这一天，小欣拿着那天晚上的录音光盘，还有微信的截图找到公司监察部门，实名举报了林枫。接到举报，公司立即向高层进行了汇报，成立了调查组，对林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谈话中，林枫没有否认对小欣做出的不当行为。对于多次约小欣到公司外的场合见面的问题，其解释是为了快速推进B项目，在外面私下见面可以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根据小欣的举报，林枫还曾经在小欣不予回复微信消息的情况下，直接到工位质问她，并在午休和加班时间对其动手动脚，有时还会硬塞给小欣一些比较贵重的礼物。调查组就此向公司技术部门申请调取了小欣所述几个时间段业务一部工位的安保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同时，调查组还约谈事发时在工位的其他员工，向他们了解并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并记录在案。

  一周后，D公司人力资源部向林枫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上写明：鉴于您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对女下属进行性骚扰，并妄称辞退试用期员工，给员工个人及公司均造成了不良影响。

  现根据《D公司员工手册》及《D公司规章制度白皮书》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企业决定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工资及社会保险均结算至2018年4月，请您在2018年4月30日前办理离职及交接手续。

  林枫没有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执上签字，赫然写了“不接受”三个字。之后，他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D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898元。

  仲裁庭审中，D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包括公司与林枫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有林枫签字的员工手册和工会决议、《D公司规章制度白皮书》、调查组与林枫的谈话笔录、录音光盘、经过公证的微信记录截图、监控录像，并有两名员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仲裁委认为，林枫与D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阅读并签署了员工手册，且公司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员工存在性骚扰等有违公序良俗、社会道德行为的，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提交的谈话笔录、录音光盘等证据证明林枫确有过对女下属的不当行为，且其并未否认。监控录像及证人证言也直接证明了林枫违反公序良俗和道德标准对女下属进行性骚扰的事实。

  以上证据形成了完整、有效的证据链。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与林枫的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林枫要求D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小欣作为整个事件的受害者，最终没选继续留在D公司。不过，她还是很感谢D公司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积极态度和稳妥做法，也更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女职工以“遭遇职场性骚扰”为由辞职的，能否以企业未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为由而主张经济补偿金？

  虽然《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理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是，并非在企业工作场所内发生的一切违法事项均可归咎于用人单位未提供劳动保护、劳动条件。

  女职工以遭遇“职场性骚扰”为由辞职，还在于他人的个人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由于该行为的隐蔽性，企业很难预料和控制该行为的发生。

  假如企业在发现该行为或接到举报后积极做出详细的调查和处理，如调取监控、走访、报警等，且对行为人进行了相应处理的，则认定该企业的处理并无不当。

  此种情况下，女员工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不得向企业主张经济补偿金。

  第一，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起诉性骚扰侵犯权利的行为的，能要求加害人按以下方式承担相应的责任：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抚慰金、赔偿经济损失。在侵权案件中，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和场合、行为方式及严重程度、具体情节等确定相应的赔偿标准。

  第二，骚扰者（加害方）实施骚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对加害方予以行政处罚的，公安机关会根据行为和情节的严重程度，对骚扰者处拘留、罚款等处罚。

  第三，骚扰者存在强制猥亵、等情节，构成刑事犯罪的，法院应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值得说明的是，依据相关判例，性骚扰案件往往与名誉权纠纷案件密切关联。在受害人通过媒体曝光、向相关单位举报、向法院诉讼等方式维权的过程中，骚扰者认为所述不属实、降低其社会评价的情况下，通常会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因此，受害人依据法律规定选择维权时要注意保存证据和恰当的维权方式。

  在职场性骚扰中，女职工是受害的主要群体，很多女性觉得能扛下性骚扰是在职场生存中“成熟”的表现。在此，我们鼓励女职工别一味选择沉默、隐忍，要敢于说“不”，及时举报，寻求帮助；希望女职工有保存证据的意识，积极举证，寻求目击者，注意保存相关的短信、邮件、录音等证据。

  同时，我们也提醒女职工要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自尊自爱的意识，如到密闭场所谈话尽可能敞开门，谈话时保持安全距离，必要时打开手机录音、录像功能。女职工应该正确地处理与同事、上下级的关系，谨言慎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为“暧昧”留下滋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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